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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谱编修组织的成立

  家族负责组织修谱。家族是一个泛指,也同时特指这个家族的权力机关,或宗族,或曰祠堂。这个权力机关不是一个常设机构,它也许是一个议事机构,以祠堂作为议事地点(办公地点),由族长召集、各房份代表和知名人士参加的一个非常设议事机构。

  旧时的家族一般都有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。固定资产一般是田产、林产、塘产和房产。而流动资金的来源则是固定资产所产生的收益(如田租、房租)以及族人的捐献。所以,家族是有一定经济来源和收入的。它的支出主要是办公费用(维持宗族祠堂的正常运转)、祭祀、修谱、资助品学兼优但家境贫寒的子弟上学,等等。

  旧时家族的职责是处理和协调全族之内的宗族事务,族长的权威是很高的。旧时家族的权力人,有时甚至兼具司法机关的一些职能,对族人的不良行为有处置权,最严厉的甚至可以处其死刑,如沉潭、火焚、窖闭等都是很严厉和残酷的。行政司法机关对此亦不干预,因为家族的这些行为维护的是封建的等级制和伦理道德,而这些伦理道德在当时是主流的意识形态,它对维护社会稳定,提倡中华民族传统文明有着积极的意义。但家族所奉行的毕竟是封建伦理道德,在一定程度上它扼杀了人的创造性,歧视妇女,从根本上维护妇女对男人的从属性质。对于这些,无论政治家还是文学家早有足够的抨击。

  修谱一般先有倡修。倡修者或为族长,更多的是在政治、经济上有一定发言权的杰出人士,也有对宗族事务非常热心的人。既有人倡议,家族就开始组织。召开各房份代表会议,筹措经费,确定编辑班子,统计、排版、印刷班子,等等,然后是调查、编辑、汇总、成稿、印刷。谱成之后,一般都要大摆宴席、唱戏等进行庆祝,全族人参加,称之“做谱酒”。

  应该指出的是,旧旧时修一次谱,花费是非常巨大的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因为反对宗族主义,也为着社会安定,更因为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变化。尤其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不但不能修谱,以往的家谱还在抄、烧之列。很多人为了把自家的家谱保存下来,承担了非常大的风险,甚至失去前途和生命。

  重新掀起修谱风潮是在改革开放和台湾赴大陆探亲政策之后,台湾人回来后,很重视家谱,也从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,这就使修谱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,政府在政治上的不断开明,学术界以族谱作为研究资料等因素,亦造成了当时对修谱“不提倡,不反对”的局面,于是,各族修谱之风潮骤起,这一时间,从1980年开始,到1990年以后逐渐达到高峰。

  新的时代必然有新的特点,现在,宗族已无实存的机构,那么如何组织修谱呢?

  首先要有倡修者。每一件事的缘起总得有热心的人提议。现在的倡修者,首先是宗族事务的热心者居多,其次是本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者,然后是经济较富裕和在政界有一定影响力的族人。

  既然已经有人倡议,召开筹备会议就显得很有必要了。参加筹备会议的人员一定要具有代表性,首先是各房各份要有代表,其次是各地各村庄要有代表,再次是注意吸收各界的知名人士,尤以政界、经济界为重点。

  筹备会议产生的成果主要是:第一,统一思想确定族谱一定要修;第二,成立纂修族谱委员会(理事会),选举负责人。这个委员会(理事会)就是此次修谱的组织者。委员会(理事会)的负责人,或曰主任,或曰理事长,举足轻重,他应该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,辈分高,说话比较有影响。这里一般有两种情况:第一种情况是这位长者本身工作能力就比较强,那么,由他负责班子的工作是很适宜的。另一种情况,这位长者虽然辈分高,全族人也很尊敬他,但由于身体状况、工作能力、知识水平等原因,这时可以考虑选举一位工作能力很强的执行主任(理事长),来做实际工作,这样,既照顾到了情绪,具体工作也有人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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