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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氏家谱故事 唐代“反佛”第一人傅奕

       傅氏家谱故事 唐代“反佛”第一人傅奕,他一向不信佛,傅奕崇尚儒学和道家学说,反对佛教,认为信仰佛教会不利于国家的发展。

       傅奕(555年~639年) 唐初学者。唐相州邺(今河南省安阳市)人。精天文历数。生前多次表奏废除佛教,都没成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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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傅氏家谱故事中的傅奕(555年~639年) 唐初学者。唐相州邺(今河南安阳)人。隋开皇中,以仪曹事汉王谅。唐武德初,拜太史丞,迁太史令。进《刻漏新法》行于时。唐初典章制度,多沿隋旧。主张承乱世之后,多有变更。他认为,有隋违天害良,专用严刑酷法。杀戮贤俊,天下百姓同心反抗。今拨乱反正,而官名、律令仍用隋制,伤弓之鸟而惊曲工,天下久苦隋的暴政,不变其旧制不行。只有改正朔,易服色、变律令,改官名,制礼作乐,百姓才能感知盛德。但官名要省,法律须简约。他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儒家伦理道德为理论基础,坚决反对佛教。指斥佛教不讲君臣父子之义,对君不忠,对父不孝;游手游食,不从事生产;剃发易服,逃避赋役;剥削百姓,割截国贮;讲妖书邪法,恐吓愚夫,骗取钱物。百姓通识者少,不察根由,信其诈语。乃追既往罪过,虚求将来的幸福。遂使人愚迷,妄求功德,不畏科禁,触犯法律。其身陷刑纲,还在狱中礼佛,口诵佛经,以图免其罪。

  人生死寿夭,本取决于自然;刑德威福,皆由君主决定。而佛教徒诈称,贫富贵贱由佛主宰。这是窃人主之权,擅自然之力。佛教肆行,其恶果是“海内勤王者少,乐私者多”、立于五庭、看膝下、不忠不孝者、聚结连房。故它入家则破家、入国则破国。他还用历史事实揭露佛教危害。指出,五帝三王时无佛教,则君明臣忠、祚年长久。汉明帝始立佛寺,然只西域桑门自传其教。西晋以前,有严法禁止国人剃发为僧。石勒之后,禁令松弛,因事佛君主昏庸,臣又奸佞,梁武帝尤足为戒。昔日褒姒一人,迷惑幽王,而能亡国。今十万僧尼,刻绘泥佛,以惑天下,必须禁止。令僧尼自相结为夫妇,生儿育女,十年长养,十年教训,自可富国足兵。四海可免僧尼蚕食之殃,百姓也能知道威福之所在。

  反对佛教

       南北朝以来,佛教盛极一时,寺院遍及各地,僧尼人数与日俱增。鉴于这种情况,武德四年(621年)六月,傅奕上奏《请废佛法表》,请求废除佛教。在奏表中,他首先回顾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情况,“窃闻八十老父,击壤而歌;十五少童,鼓腹为乐。耕能让畔,路不拾遗。孝子承家,忠臣满国。庠序成林,墨翟、耿恭之俦,相来羽翊。乃有守道含德,无欲无求。宠辱若惊,职参朝位。”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,傅氏家谱故事中的傅奕认为主要是“当此之时,共遵李、孔之教,而无胡佛故也”。在傅奕看来,只有遵从李耳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学说,才能使“天下大治”。这是站在儒家、道家学说的立场上反佛教的。他还列举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盛行的弊病,请求唐高祖“定天门之开阖,更新宝位,通万物之逵否,再育黔黎,布李老无为之风,而民自化;执孔子爱敬之礼,而天下孝慈”。为了说服唐高祖,他列举了庖牺氏至汉高祖,历二十九代,四百余君,“但闻郊祀上帝,官治民察,未见寺堂铜像,建社宁邦”。因此,他请求将“胡佛邪教,退还天竺;凡是沙门,放归桑梓;令逃课之党,普乐输租;避役之曹,恒忻效力。勿度小秃,长揖国家,自足忠臣,宿卫宗庙。则大唐廓定,作造化之主,百姓无事,为牺皇之民”。傅奕随同《请废佛法表》一起上奏的还有“益国利民”十一条,原文已佚。清人修《全唐文》时,将经书中所引尚存的梗概搜集起来,附载于表后,虽非完篇,仍可窥其一斑。

  再次反佛

      武德七年(624年),傅奕再次上《请除释教疏》,主张禁断佛教。在上疏中,又提出了“生死寿夭,由于自然”的唯物论观点。在教权与皇权的斗争中,傅奕是站在了皇权的一方,进一步陈述了他反佛的思想。傅氏家谱故事中的傅奕把国家的兴衰治乱统统归之于佛教,显然是有失偏颇的,因为他只看到了佛教“乱儒教化”的一面,而对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则视而不见。

     傅氏家谱故事中的傅奕的这次上疏引起了唐高祖的注意,诏令百官议论除佛之事。朝臣中信佛者较多,唯有太仆卿张道源支持傅奕的主张,而中书令萧瑀带头发难,攻击傅奕为妄说:“佛,圣人也。奕为此议,非圣人者无法,请置严刑。”但傅奕不畏权势,与萧瑀唇枪舌剑,激烈论争。教徒明概等人也一味反对,明概在《决对傅奕度佛僧事》中说:“释迦悯斯涂炭,哀其沈溺,陈经敦劝善以诱贤,制戒律禁恶以惩罪,皆令息妄归真,还源返本。”佛教不仅是为了治天下而产生,而且其功能也并不比儒学差,“比手中原之地,上古之初,世朴时淳,书契未作,民浇俗伪,典籍方兴。故周公不出于上皇,孔子唯生于下代,制礼作乐,导俗训民,致治兴风,匡时救弊,皆欲令止浇息竞,返素还淳,出于释迦,其揆一也。”萧瑀最后一合双手,喃喃地说:“地狱所设,正为是人。”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排斥佛教呢?于是由傅奕引发的这场争论终李渊一朝不了了之。

        当时唐高祖厌恶沙门、道士“苟避征徭,不守戒律”,又见寺观“邻接廛邸,溷杂屠沽”,认为傅奕的奏疏颇有道理,于是依从奏疏,事实上,由于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,以及寺院内部的混乱等,世俗王权在利用佛教的同时,也不能不对佛教的发展加以遏制。武德九年(626年),李渊发布《沙汰僧道诏》,虽不像傅氏家谱故事中的傅奕建议的那样彻底废除佛教,但其整顿、纯洁宗教的想法显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傅奕反佛建议的回应。李渊说:“乃有猥贱之侣,规自尊高,浮惰之人,苟避徭役,妄为剃变,托号出家,嗜欲无厌,营求不息,出入闾里,周旋阃阃,驱策畜产,聚积货物,耕织为生,估贩成业,事同编户,迹等齐人,进违戒律之文,退无礼典之训。至乃亲行劫掠,躬自穿窬,造作妖讹,变通豪猾,每罹宪网,自陷重刑,黩乱真如,倾毁妙法。譬兹稂萎,有秽嘉苗;类彼瘀泥,混夫清水。”如此混乱与不洁,不进行整顿与淘汰怎么行呢?于是李渊决定:“诸僧、尼、道士、女冠等,有精勤练行,守戒律者,并令就大寺、观居住,官给衣食,勿令乏短。其不行精进、戒行有阙者,不堪供养,并令罢退,各还桑梓。所司明为条式,务依法教,违制之事,悉宜停断。京城留寺三所、观二所,其余天下诸州,各留一所。余悉罢之。”这就是李渊对傅奕建议的回应。

  影响

      贞观十三年(639年),傅奕病卒,享年八十五。他崇尚儒学和道家学说,反对佛教,曾撰写了《老子》2 卷、《音义》,并搜集魏晋以来驳斥佛教的言论,撰写了《高识传》10 卷。临终时告诫他儿子要学习老、庄之道和周、孔学说。傅奕虽精通阴阳术数之书,但他本人并不相信,所以平素患病,也从不求医服药,任其自然。他为人一向谨慎,“既职占候,杜绝交游,所奏灾异,悉焚其稿,人无知者”。故没留下来任何著作。傅氏家谱故事中的傅奕作为中国第一个反佛主义者,对后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。例如,李德裕主要从国民经济立场上反对崇佛。而从理论上辟佛,建立一套儒家理论体系来与佛教对抗的则为韩愈和李翱。韩愈著《原道》,主张:“人其人(强迫和尚还俗),火其书(烧去佛经),庐其居(改寺院为民房),明先王之道以道之。”又著《原性》,提倡孔子“性相近、习相远”之心性论。李翱(字习之)则著《复性书》,主张性本无善无恶,说:“凡人之性,犹圣人之性欤;桀纣之性,犹尧舜之性欤!”主张恢复本性。虽然导源于《中庸》的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”,实已受了佛家明心见性说的影响。唯心色彩已较韩愈为浓厚。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韩、李的思想成为宋初道学的根源,开了理学的先河,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关键。

        傅氏家谱故事中的傅奕,唐朝初年的学者,他知识渊博,博览群书,但是就是不信鬼神之事,他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,作为中国第一个反佛主义者,认为人一味地信佛,会使整个国家不利,一次次的上表失败但也没放弃,即使不成功。这点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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